幸福的方法

　　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黄亮

　　眼下在广东，《幸福的方法》是绝对的畅销书，单月的预订数在十万册以上。这本以“积极心理学”为主旨的著作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推荐下，和另一本名为《对我们生活的误测———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》的书一道，正成为不少党政要员、知识精英乃至平民大众案头的最新必备。

　　经由出版该书中文版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周五一社长大力协助，羊城晚报记者通过电邮联系上了该书的作者泰勒·本-沙哈尔博士。

　　“为东西方搭建这座桥梁，把和谐带给个体与社会，正是积极心理学以及这本书的主要目的。”在采访中，泰勒博士不仅与读者分享了他的成长经历、对“幸福”的研究心得，而且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中国的深厚感情。他说：“把幸福的理念带到中国的学校，这点令我最快乐。”

　　修身自省，允许自己“成其为人”

　　羊城晚报：泰勒博士您好，您的书被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推荐给大家，在广东非常热销。

　　泰勒：得知这本《幸福的方法》被汪洋先生推荐，我深感荣幸。能得到这么一位令人尊敬的政治家的认可，我对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前景感到乐观，对这门学问走向世界也感到乐观。因为对世界上很多国家来说，中国扮演着示范性的角色，如果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在中国得到推广，我深信其他国家将会紧随其后。为东西方搭建这座桥梁，把和谐带给个体与社会，正是积极心理学以及这本书的主要目的。

　　羊城晚报：您在书中提到，自己是一个“性格内向的人”，并且有过“30年不幸福的时光”。但现在，您却卓有成效地在研究并传播如何使众人更幸福的学问。这中间经历过什么样的过程？

　　泰勒：我经常告诉学生，我是传授这门课的合适人选，因为我不是生来就幸福，而是经过艰辛的努力才获得幸福。所以，我知道如何从不幸福走向幸福，懂得如何去教别人。

　　最开始的时候，促使我对“幸福”这个话题感兴趣源于我的不幸福。我在哈佛大学读硕士时成绩优良，还是个顶尖的运动员，社交关系良好，然而我并不开心，因为那些对我没有意义。从外在看，我一切都很好，可我自己心里清楚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我想要克服自己所面临的困境，所以就开始学习有关幸福的学问。我涉猎了古代伟大思想家的诸多著作，例如孔子、老子、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名著，当然还有当代的研究者在此方面的探索，包括马丁·塞利曼、柳波莫斯基和其他人。这些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著作使我变得更快乐，我想把我所学到的知识与他人分享，于是便有了这本书的面世。

　　羊城晚报：您曾谈到《幸福的方法》一书与中国的古老哲学存在某种关联，您在研究中曾受过孔子或老子的启发吗？

　　泰勒：是的，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极大地启发了我。例如，儒家认为修身和自省是做人之本，这构成了我的学说的基础：要想领导他人，必须首先管好自己。我的另一个核心理念是，允许自己“成其为人”，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向自然学习，一切顺其自然。

　　所谓允许自己“成其为人”，是因为正常人都有恐惧、悲伤和焦虑，当我们安然接受这些情绪时，就有可能克服它们。相反，拒绝接受那些情绪，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，就会招致沮丧感和不快乐。然而，如果我们没有时常经历悲伤或焦虑等这些自然情绪，那也是不正常的。当我们允许自己经受痛苦的情绪时，我们更可能打开心门，迎接积极情绪而变得快乐起来。

　　幸福就在乐趣与意义的交汇处

　　羊城晚报：我们了解到，您曾经六次来到中国，而且对中国充满了兴趣。那您对当代中国、中国人的印象如何？您觉得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否强烈？

　　泰勒：我认为中国人有很多困惑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中国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飞快发展，凡是有快速变革的地方，肯定伴随着巨大的挑战。对中国人来说，关键是从幸福这门新学科中学习，同时扎根于自己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。

　　羊城晚报：当代中国人的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患病率正随着财富的增加而上升。美国在经济高增长时期，美国人民是否遭遇到今天中国人面对的问题？整个社会是如何调节过来的？

　　泰勒：其实直到今天，美国人也不是特别快乐。主要原因是很多美国人相信挣大钱、拥有大房子、获得更多的荣誉和声望就能使他们更快乐。可是，他们在获得这些外在的物质后，却意识到自己并不快乐。而且他们无法走出这个怪圈，这会带来更多的不快乐。

　　我想强调的是，我并不反对努力工作，也不反对成功和有抱负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想更快乐，就必须让工作、成功和抱负全都跟某个有意义的目标联系在一起。换句话说，幸福就在乐趣与意义的交汇处。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里，人们都应该参加那些能够凸显意义的活动，而且这活动又能让你乐在其中。

　　如果办不到这一点，那么至少要找到自己的“幸福助推器”———在一个星期里，总有那么几个瞬间能为你提供乐趣与意义。研究表明，一到两个小时快乐与幸福的经历，能够影响一整天甚至一周的生活质量。

　　羊城晚报：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与广东的最高官员相继提出了建设“和谐社会”与追求“幸福广东”的目标。在您看来，是否中国的高速发展，已经使自己的国民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需要积极心理学、需要自我调节以获得幸福感的时期？

　　泰勒：我相信提倡和谐社会对中国适逢其时，中国可以在这个方向上引领世界。当然，如何描述和谐社会，用什么方法才能达成目标，这是一个挑战。在我看来，和谐就是把各种看起来对立的力量和理念融合在一起。古代和现代，宗教和科学，东方理念和西方思想，集体和个人都互相和解共存，这就是和谐。和谐是对立的统一，这种想法源自于道家把阴和阳统一起来的主张。

　　羊城晚报：《幸福的方法》来到中国受到公众欢迎，同时也有人提出一些不同意见。您在中国曾遭遇到的最大质疑是什么？

　　泰勒：有人认为积极心理学是“美式的”自助流行心理学，中国人不需要它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再三强调，积极心理学实际上与中国的思想一致，这棵大树的根须紧紧地扎在古代中国文明的土壤中。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。

　　羊城晚报：我们建设“幸福广东”，是在追求一个群体的幸福感受；您强调的积极心理学，主要是自己来造就个人的幸福感受，那么两者是什么关系，孰轻孰重？

　　泰勒：我既关心个体的幸福，也关心集体的幸福。要建设幸福社会，我们不能忽视个体的幸福。请允许我引用中国古人的一段话，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末治者，否矣”(此话出自《大学》，记者注)。如果舍近，何以能逐远？

　　物质财富和幸福之间的关联度很低

　　羊城晚报：您在书中表达过，科学家已经验证了幸福与财富之间几乎没有必然联系。但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听到关于不幸的抱怨大多数还是与金钱有关。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并且改善之？

　　泰勒：很多人相信更多的财富和声望能使他们更幸福，事实上不是这样。大量的研究表明，物质财富和幸福之间的关联度很低，当然这不包括人们贫穷得连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的情况。这些研究指向一个事实：幸福主要依我们的心灵状况而定，而不取决于我们的地位和银行账户。我们的幸福程度取决于我们所专注的事情，和我们对外部事物的解释。打个比方来说，我们会关注整个玻璃杯中空缺的那一部分吗？我们把失败看做灾难，还是把它当做一次学习的机会？

　　幸福是一种心灵的感受，而心灵与身体是相通的。无论我们做或不做某事，身体的作为都会影响我们的心灵。因此，定期运动、充足睡眠和健康的饮食习惯对生理和心理健康都有好处。

　　羊城晚报：不幸其实可分为两种：一种是客观环境太差、温饱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因此感到不幸，另一种则是已经高出社会平均水准、但由于自我要求太高欲望太多而感到不幸。对这样两类人，您分别有什么建议？

　　泰勒：缺少食物和安全感确实妨碍人们获得幸福感，我希望越来越少的人遭遇这种局面。无法满足的欲望也会妨碍人们获得幸福，不过这可以通过转变思维加以克服。如果人们学会对所拥有的一切更加感恩，同时没有放弃各种欲求，那他们可以克服生活中的很多痛苦。把好运视为理所当然，会导致我们不开心。

　　在生活中，只要有可能，就要表示感谢。要学会欣赏和品味生活中美好的事物，从人到食物，从大自然到一个微笑。不要经常把生活中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。

　　羊城晚报：您在此书中为自己设定的长期目标，是“2013年6月1日前研究出一套增强幸福感的课程，包括出书、影片、工作坊等”。您完成得怎么样了？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呢？

　　泰勒：这些都正在进行中。现在我的主要目标就是把幸福的理念带到中国的学校，这点令我最快乐。我希望看到这些理念在幼儿园、中学直至大学都能得到传授。虽然我没有生在中国，但是我爱上你们的国家，你们的人民，还有你们的传统。我希望能在找寻幸福的路上做出一点贡献。

　　泰勒·本-沙哈尔毕业于哈佛大学，拥有心理学硕士、哲学和组织行为学博士学位。他所开设的“积极心理学”和“领袖心理学”，被哈佛学生们推选为最受欢迎率排名第一和第三的课程。选修这两门课程的哈佛学生超过了总人数的20%，其中23%的听课者向学校教学委员会反映：这两门课程“改变了他们的一生”。

　　由于他的课程在哈佛大学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，美国公共广播电台(NPR)、美国有线新闻网(CNN)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(CBS)、《纽约时报》和《波士顿环球报》等全球数十家著名媒体对他进行了专访和追踪报道。

　　2007年起，泰勒博士已开始在中国亲自讲授“积极心理学”和“领袖心理学”。

　　“第一课程”易主

　　《幸福》引入中国

　　周五一介绍了《幸福的方法》一书在国内出版的前后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，他供职于三联书店，就曾率先主持引进了美国哈佛大学当时还是排名第一的课程“经济学原理”。

　　前些年，周五一偶然得到哈佛的“第一课程”易主的消息，又了解到“积极心理学”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，认为它对当代中国的意义绝不亚于《经济学原理》，于是迅速与美国方面联系，最终促成了《幸福的方法》一书的出版。